聚焦新一轮车改:“作秀”难过“深水区”
2014年初,五粮液集团落下国有企业公车拍卖的“第一槌”;沈阳大东区首批拍卖121辆公车;一些地方公车司机开始辞职改行……从中央印发条例明确要求党政机关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以来,一些地方公车改革迟滞不前的情况正在好转,“车轮上的铺张”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。
然而,沉疴已久的公车浪费、车轮腐败问题,在新一轮治理又面临新的问题,国有资产如何卖得合理,改革程序不够公开、拍卖流程不够完善,个别地方的“应付式改革”亟待纠偏补漏。
车改“盖子”掀开,公车浪费惊人
被称为国企“公车第一拍”的大型拍卖会前不久在四川五粮液集团举行。343辆公车拍卖、2500元封顶补贴、1700多名买家参与竞拍……除少量流拍外,最终成交324台,成交额高达3003万元。根据最新消息,五粮液集团第二轮公车拍卖也将在本月底启动。
马年新春刚过,新一轮机关公车拍卖又成社会热点。沈阳市大东区公车改革的121辆公车首次进行拍卖,百余辆公车底价集中在数千元到两三万元。信息披露不够充分,车辆无人整理“卖相”差,车辆勘验只做表面文章,让很多有意向的人望而却步。
记者发现,轰轰烈烈的车改拍卖中,暴露的问题值得关注。
几乎各地公车改革的“盖子”一掀开,就会呈现触目惊心的庞大数字和豪华车型。譬如进行公车拍卖的五粮液集团,一家企业一次拍卖公车就达300多辆,而且还有两辆豪华悍马,浪费之大令人咋舌。而沈阳一个区的公车拍卖中,类似起拍价达68万元的进口豪华越野车也浪费惊人。 今年初以来,是一些地方公车拍卖的集中处置期,公车处置拍卖收入为公车消费“明显减负”。然而,调查发现,不少地方的拍卖也暴露出了问题。如有的区县公车淘汰后,廉价落入内部人员手中;有的起拍价定得太低,虽然走了拍卖程序,但是不对社会公开,有暗箱操作的嫌疑;还有的缺少相关服务,不仅竞购者不能试乘试驾,有的就在外日晒雨淋,轮胎瘪了无人管,导致市民想买不敢买,实际上是变相国有资产损失……
公车改革不是应付上级、糊弄群众的“作秀”。华东师大教授余南平说:“从私下处置,到目前逐步公开拍卖,现在一些车改已经进了一大步,但一些服务应该改进,对处置公车,怎样既可以避免暗箱操作,又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,有关部门应出台规定,尤其不能贱卖。”
“紧箍咒”越念越紧,防隐性福利“砍旧添新”
就在最近,一些地方因为公车改革启动,一些公车司机已经出现成批辞职的现象,被认为是公车改革纵深推进的标志。
改革重要一点,就是要打破公车背后的隐性福利。一位在机关工作的司机告诉记者,以前最“吃香”是领导的“专职司机”,往往有可观的“灰色收入”,也就是领导出席活动或应酬时,邀请方都会给领导司机发礼品、礼金、误餐费等。现在公车改革取消专职司机,隐性收入锐减。
近年来,从公车“双18”限令(排量不超过1.8升,价格不超过18万元),到国产品牌采购目录,从中纪委的“挂公牌+GPS”的车轮腐败治理思路,到中央印发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要求党政机关取消一般公车。可以说“紧箍咒”已经越念越紧,作为“三公”最大一头的“公车乱象”,无疑将面临大手术。
目前,全国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车数量不下200万辆,国有企业的车辆更无法计算,每年车轮滚滚中流失的公款数以千亿计。公车改革直接动了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,向来阻力大;而群众最担心的就是改革后出现“公车照坐、补贴照拿”的“回潮”现象。
从现有改革来看,为减少改革的阻力,多地都会配合发放车贴才能推进。与国内一些进行车改的地区做法类似,温州车改正县实职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,杭州正局职位车补每月2600元,宁波市正局职位每月补3000元,广州天河区正局职每月2800元……这些车贴的标准,抵得上当地职工大半月工资,是否存在变相增加干部福利之嫌。
从创新改革到 “创薪”之惑,公众越来越关注,公车“补贴”标准究竟谁说了算?
长期关注车改问题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,一方面,一些地方较高的车补标准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。另一方面,改革会触及干部的既得利益,让掌权者“向自己开刀”难度可想而知。制定多高的车补才是适当的,显然有个科学测算和公平透明的问题。不受监督、自说自话的改革,也难让公众信服。
走出越改越多困境:制度+惩戒
随着公车改革逐步走向深水区,遭遇的难题可能越来越多。
目前很多公车拍卖已经引入了评估机构和拍卖机构操作,但不妨再引入二手车市场机构参与,通过市场化的手段,将国有资产“包装”后上市公开拍卖,就会较少出现由于服务不到位,群众“想买不敢买”的困境,确保国有资产少流失,防范一些地方私下处置产生的“二次腐败”。
多年来公车改革不断,但陷入“越改越多、越改越乱”困境,就是因为缺乏彻底性,有的在风头上把公车“封存”一阵子,风头过了肆无忌惮。一些率先改革地区的个别基层干部,向业务关联部门或企业“借车”的违规现象也未有禁绝。
公车乱象作为当前干部不良作风集中体现的一个“病灶”,一定要从根子上彻底治理。“不仅要在存量上‘动手术’,原则上应该尽可能取消公车。同时要做减法,严控新购公车额度。”叶青表示。
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公车数量屈指可数,特定的公务活动才能使用。“由于公车数量少,车一上道所有人都知道是公车,自然不敢私用滥用。”叶青认为,只有从根子上大幅削减公车数量,才是车改的“釜底抽薪”之举。
随着近年来公众监督兴起,一些公车违规、特权问题往往通过群众举报曝光。“公车使用的内部监督透明性差,公众参与度低,作用不明显。”余南平表示,治理特权车亟须形成稳定、常态的外部监督机制,公车悬挂“公车统一标识”或许是较好的监督。
(来源:新华网)